【篇一：读《儒林外史》有感】

孟子曰：“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”良知是天赋的道德观念，每个人都先天拥有良知，区别在于我们后天还能否坚守。因此，做人应当坚守良知。读罢《儒林外史》，那些跃然纸上、性格各异的人物带给我们的正是对“坚守良知”的种种思考和认识。

坚守良知，应是在诱惑面前，坚持原则。然而，吴敬梓笔下的众多士人官吏们却自私自利，经受不住种种诱惑，抛弃了原则，丧失了良知。按照清代科举制度的规定，优贡是应凭所谓优良的品行来决定应举资格的，而书中的两个优贡：一个是匡超人，专干包揽词讼、假造文书、冒名代考等事，还在赌场中抽头得利……这样一个儒林恶少，却被温州学政“把他题了优行，贡入太学肄业”；另一个是严贡生，他横行乡里，狡诈无赖，无恶不作，这样一个劣绅，竟被周学台推举为“优行”，又替他“考出了贡”。当两个臭名昭著的儒林败类和代表优良品行的“优贡”联系在一起，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实在令人唏嘘！

坚守良知，就是在压力面前，敢于担当。“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情，总把流光误。浊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谢知何处。”吴敬梓写王冕，写他“嵌崎磊落”，写他宁愿逃跑也不愿做官。王冕正是作者所肯定的上上人物，面对酷虐小民的时知县的威压，他冒着触怒危素的风险也不与这种人来往。终其一生，王冕行正坐端，不慕荣利，不随流俗，蔑视功名富贵，讲求“文行出处”。他曾对邻居秦老爹道：“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，在这里酷虐小民，无所不为。这样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相与他？”正因王冕有着强烈的正义感，有着正确的是非观，有着很强的公平心，才能不畏强暴，不计得失。无独有偶，看似离经叛道的杜少卿，因为尚存良知，不甘受腐朽的礼法约束，也不与庸俗生活妥协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，敢作敢为的人物。

“不诱于誉，不恐于诽”，“志毋虚邪，行必正直”，“临官莫如平，临财莫如廉”，“人只一念贪私，便削刚为柔，塞智为昏，变恩为惨，染洁为污，坏了一生人品”……一个人若能将坚守良知作为一生的信念，就可能铸造出人格的丰碑。待人厚道的“真儒”虞育德和闭门读书、不愿为官的庄绍光，他们追求“以礼乐化俗”“以德化人”；市井四奇人，他们淡泊名利，自食其力，虽然只是平民百姓，却心存良知；又有牛老爹和卜老爹的相助相恤，伶人鲍文卿对贫苦手艺人倪霜峰的照拂，甘露寺老僧对寄住寺内的牛布衣的照顾……尽管如牛浦这样欺世盗名之人也不在少数，但能坚守良知之人却毕竟给当时的污浊世界增添了亮色和希望。

怀着一颗虔敬的心来仰视这样的人格丰碑，在漫漫人生路上，坚守住我们的良知。

【篇二：读《儒林外史》有感】

“儒林之中，何为豪爽？”

“仗义疏财，平等爱人。”

“可否具体？”

“淡泊名利，豪放不羁，尊重个性，向往自然。”

“可否再具体？”

“如天长县杜仪。”

《儒林外史》的科举制度中，八股文盛行，这几乎是每个读书人考试做官必备的技能，所谓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除八股文外的文章几乎没用，因此也有些读书人竟连李清照等大才女都不知，只道是与八股功名无关之人。而那时的读书人，多半是想着升官发财，作威作福，做了官，便是“唯财至上，唯我独尊”，费尽心机去攀权附贵，受害而不自觉。略略的翻遍全书，大都没什么好的印象，唯一能记着的，大概是杜少卿了。不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他那无比豪爽的性情，不慕功名利禄的性格，平等待人的态度，是当时读书人中少有的。

门客娄老伯身子好了，要打发孙子回家去，临行前，杜少卿便送了他孙子一百两银子，还道：“你老爹若是好了，你二叔回家去，我也送他一百两银子。”次日他辞回家去，娄老伯叫只称三钱银子，与他做盘缠，打发去了。在明朝，一百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66080元人民币，什么概念？约半年的工资啊。而三钱银子则大概是198元人民币，算起来，一天工资都不到。三钱和一百两银子，相差甚大，可想而知杜少卿是有多豪爽了。不过，他有资本，祖上几十代行医，家里也挣了许多田产，他父亲做了一任太守，富的不知该用何词形容。但杜少卿却不似当时的达官贵人们那样视财如命，而是慷慨施舍，且不以贵贱区别对人，就是那看祠堂的黄大的屋倒了，需重修，杜少卿也是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。

当他要出三百两银子给替人买秀才不成的臧蓼斋时，一旁的鲍延玺也是拍着手道：“好爽快！好爽快！”在旁人看来，杜少卿也果然是慷慨大方。因此像鲍延玺这样教戏班子的，想借个一百两银钱也是轻而易举的。就连对于昔日拿猪头当人头骗了娄府两公子等一千人的张铁臂，杜少卿也是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银子，不过对待这样的人渣，确实也有点便宜他了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杜少卿就是这般豪爽，钱财于他而言，好比天上的流云，他不在乎。

我原以为，杜少卿如此豪爽是因为他家底厚，若是穷了也许也会像那些被科举制度腐坏的读书人那样渴望做官，渴望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但事实证明，我猜错了。当他搬去了南京后，也有众多朋友纷纷前来拜访，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有人要举荐他去做官。但是呢，杜少卿不愿受官场的束缚，装病不去，差人走后，娘子问他为何不去做官，他便道留在家里可以一起看花吃酒，好不快活！好友迟衡山与他商量为吴泰伯建一座祠堂，以便传承传统礼乐，他也是一如既往的豪爽，毫不犹豫的写下了“天长杜仪捐银三百两”，虽不知这银两该从哪出，但还是可以知道，杜少卿的豪爽应该是天生的。

杜少卿淡泊名利，不似严致中那样攀权附贵，称自己与汤知县相熟，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，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，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。也不似范进那样一心想着要中举，好做个官，去结交那些官员们，去发家致富。他更不会像马二先生那样沉迷于八股文里，无法自拔。杜少卿有自己的个性，他辞征辟的理由是“麋鹿之性，草野惯了”，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，愿逍遥自在，于是与朋友们在南京趁兴闲谈，游玩作诗，豪兴徜徉，恣意潇洒，真开心！他也尊重别人的个性，不似那官场之人，看身份待人，他是平等待人的，他欣赏那敢于担当的女中豪杰沈琼枝，对于沈琼枝的视富贵奢华如土芥，就道：“这就可敬的极了！”若是换作了惜财的别人，肯定不会像杜少卿这般评价的。

杜少卿就是这样豪爽，这样平等待人，他有当时先进的民主思想，他有这独属于他的豪气作风。这与他是否有钱无关，这是他天生自带的，这也是无人能比的。儒林之中，他是淡泊名利的，是豪放不羁的。他那豪放的性格，我很欣赏。

那有着风光仕途的读书人，都不及这天长豪杰杜少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