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篇一：我的行囊】

24岁的时候，离开家乡，我的行囊里，带着一块尼龙钢板和大约10余本绿格稿纸。

尼龙钢板，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刚参加工作，在家乡的一所高中。那时候给学生印的题，全部都是蜡纸在钢板上刻写，然后用手推式的油印机印刷。我刚毕业，最年轻，刻钢板的活，都是争着抢着干的。

学年组一共也没有几块钢板，大家轮着用。钢板的质量有好有坏。质量不好的，用的时间久了，磨平了，刻蜡纸就很费事，写不上字；要是新的话，下面的纹理硬，发涩，刻起字来，又费劲又难看。唯有一种尼龙钢板，既有钢性，又有韧性，不仅抗磨，写起字来还好看。

但是好像一个年级组里，这样的钢板只有少数人有，应该是在比较资深的老师或者学年组长手里。每次刻题，我都是觊觎人家手里的钢板，想办法借来用。这样一段时间以后，用得非常顺手，就再也不肯用那种生涩死硬的破钢板了。后来我刻题的次数多了，这块尼龙钢板就不知不觉地，成了我的专用。

等我调动来山东的时候，走之前，还了学校图书室的书，还了借学校的小录音机，却唯独留下了这块尼龙钢板，并把它偷偷地塞进了行囊，那时候，我是觉得，我还是要吃这碗饭的，离了这个钢板，就会很不顺手。

带出来的绿格稿纸，也是公家的东西。说起来真是惭愧。大舅是当地人大的秘书，专门搞文字材料的。他的字写的大，所以就自己专门设计了稿纸，人家的稿纸是300个格，他设计的稿纸是200个格，想想就知道有多大了。从开始写作文起，我就用这样的绿格子稿纸，所以，我现在写字，也大，不怎么受拘束。那时候，我就爱舞文弄墨，写的作文每每都会成为老师在班里讲评的范文。那绿格子稿纸，纸张很厚，质地非常好，格子大大的，用蓝黑色钢笔写起字来，真是漂亮极了，我常常觉得，其实我作文写的这么好，就是因为这稿纸。其他孩子的作文本，都是那种很薄，格子很小的，封面印着“大作文”字样的本子。一个本子，连三篇作文都写不下。而我用的绿格子稿纸，可劲写，写多少都行，反正我家里有很多，根本使不完。因为这稿纸，我爱写字，更爱写文章。等我读完书回家乡教书，我也一直在用这种稿纸。这种稿纸，伴随了我整个的学生时代乃至我所有写字的日子。

等我临行前，我家里还有剩余十余本稿纸，被我塞进了行囊。我知道，以后肯定用得着。

95年到烟台来，分到一所农村的中学。那块尼龙钢板真的派上了用场。那里也刻钢板印题，却并没有我这么好使的钢板。我为自己聪明得意了很久。稿纸也没有被我冷落。在初到异地他乡的岁月，我为《烟台晚报》写过一篇纪念晚报成立三周年的文章《走进了烟台走近了你》，张艺谋导演的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》上映后，我还写过一篇影评《浓妆淡抹总相宜》，那时候都是自己寄到报社，意想不到的，很快就给发表了。欣喜之情冲淡了浓浓的乡愁，从此更是笔耕不辍。

然而时代进步太快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带来的稿纸还没有用完，就拥有了第一台电脑，从此，我告别了笔耕，开始敲击起键盘。而尼龙钢板，也被我束之高阁，学校里的印刷机也早就更新换代了。

但我至今不能忘怀，我离开家乡的时候，行囊里带着的东西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这就是我一辈子的饭碗。我走到哪里，都是要用他们讨饭吃的。今天，我依然在教书，在写字，工具变了，初心没变。

我的行囊里，永远装着的，是我的安身立命的本事。我知道，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，唯一能使我生存和获得尊严的，就是我讲台上的书，手中的笔，笔下的文字。

【篇二：一次快乐的劳动】

劳动是快乐、是辛苦的，虽然有些争吵。但我们其乐融融。

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同学们拿着劳动工具雄赳赳、气昂昂地来到舞台后方，来到这里，进入你眼帘的则是堆积如山的泥土，来到我们的工作区域早以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，我已经开始分配工作了。

一看杨已娟，她那粉嫩的脸，瘦小的身体，就知道是千金小组，我便安排她在一旁刨土，蒋勇的力气比我们大，所以把最艰巨，最辛苦的活儿交给了他，剩下就只有我和罗静，毫无选择的余地，只能运土。分工完毕，老师一声令下，我们以开始了工作。老师说的一切顺着耳朵溜了出去。

蒋勇拿起铲子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把铲子放在土上，右脚在铲子上用力一蹬，泥土们就乖乖地跑进了铲子里，我和罗静就蹲在一旁静静地等待。一铲又一铲，快装满半尼龙口袋了。我抬上面，罗静抬下面，我用力向后拉，她用力往前推，我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才到达目的地，我恨不得开一辆挖土机来，把它们一下子移为平地，才运完第一袋土，我这老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我马上又加入了刨土的行列。

我张开双手，从上往下一抓，泥土像小瀑布假地滚了下来，我才想起还没铺口袋呢！我把口袋口朝向泥土，一面铺在地上，一面拱起来，铺好口袋时，我这才发现我的手指甲里全是泥土，再看看我的手。天啊！我的手什么时候去非洲旅游了。

微风乍起，吹走了我们的劳累，吹走了我们的汗水，但永远都不吹不走我们的辛勤与快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