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篇一：祸不等于福】

祸不等于福？但从辩证观来看。“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伏。”祸与福是相通的。

德国有一个24岁的青年亨利·芬克患上精神病有14年之久，他的行为怪诞，无法自制。由于不能忍受病魔的缠绕，竟开枪自杀，不料这一枪却没有夺去他的生命，反而歪打正着，医好了他脑部的顽疾。射入脑部的子弹至今仍留在他的头内，却使他变成一个正常人。

故事里的那个德国青年，才24岁，这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，应该是“福”。可他在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患上了一种精神病，这是“祸”。他长期受病痛的折磨，达到痛不欲生的地步了，于是他掏出枪向自己头部开枪。但殊不知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，他居然治好了自己的顽疾。

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，22岁时经商失败，23岁时恋人去世，27岁竟选州议长失败，47岁时竞选副总统失败，49岁竞选参议员失败，但他最后却当上了美国总统。

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：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。祸与福是紧密相连的，祸可以转化为福，福亦可转化为祸，祸福是不可分开的。同样一件事，你从这个方面去看，他可以是祸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他可以是福。林肯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，正是这种祸做基础，他吸取了教训，最终换来了福。当上了美国总统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不幸而感到绝望，也不能因为一时的成功而兴奋不已。

从现实生活实例看：福不等于祸。这是因为有些人经受不了祸的打击，在祸的面前当了逃兵，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祸，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祸当成永远的祸了。要想将祸转化成福，这就取决于我们对待苦难的态度。在灾难面前，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就一定可以看到灾难之后的希望。

总之，祸与福是相依的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，但祸能不能等于福，这还是一个未知数，还需要人的意志去决定的。

【篇二：心学之思】

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儒学深入人心，现于人行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儒学发展到了朱程理学，之后，又发展到了另一高峰也是颇受争议的高峰——心学。

心学经宋代陆九渊提出，明朝王守仁集大成发展成为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。心学之心与理学不同在于它更多了人性，多了灵活，更多了容纳与辩证。

不论是儒学还是理学都强调“纲”。“纲”便使社会便于管理，但它无疑是不平等的契约。王守仁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于是他的思想里多了人性，强调“天理即人欲”。当然这个人欲不包括恶欲，而是人的纯善致良的天性。明朝中后期心学广为流传，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热（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）。

心血多了融纳，多了灵活。心学自创立就受到了各学派的攻击，而王守仁“海纳百川”汲取各学派精华而完善己说。他强调“知行合一”，知是行的功夫行是知的主意，无行便不能说真知。譬如，我们说学习中要辨证，要求甚解，但你若以老师的话为纲，有问不解，那你便不知。知行合一也多了灵活。正直的理学先生当官，常坚硬的碰撞强大的恶势力，但心学家徐阶，张居正则不同，他们迂回前进知行合一。瓦解了腐败的严嵩集团。

辩证思维是西方思想的特点，也是儒学的短板，而心学则有辩证思维的明显显现。王守仁曾经带弟子上山观花，答弟子问说：“你若未见此花，则对你来说，此花为寂，你见了它，它与你的心同归于显。”寂显均为事物的存在状态。这这体现了王守仁心学辩证的看待物与人的联系。

对于一门学说，他的应用和他的内容一样重要。

对人性的认识要求我们理解他人的内心感受，而非抑制。有了容纳便可以取他说之长，补己说之短。对一个民族来说，一味的强调不可被外来文化同化是盲目的。外来文化有精华，有糟粕，它的传入过程即我们的接收，思辨，实践，取舍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出错，会花大量的时间但泥泞的坎坷终会被铺平，而害怕泥泞只会停滞不前，所以我们不怕外来娱乐节目误导大众，只怕无人思辨，大众不改。

灵活运用一门学说，也要容纳，例如我们容纳了外来科学，外来辩证观。容纳之后应用便要灵活，数学题的一题多解便是灵活应用的体现。辩证观让我们分析矛盾，探求真知，即使对己家学生，也要辩证。任何一门学说都可能有局限性，辩证观则是它的“焚决”（《斗破苍穹》中一种会进化的功法），使它不断完善得以发展。

心学之思，思在取心学之优为基石，理解人性，灵活运用，容纳并辩证地吸收其它思想，筑成自己心中的大厦。